原创稿件｜一生负气成今日，四海无人对夕阳——读《陈寅恪的最后20年》一书有感

发布时间：2018-09-29 14:43:04 作者：工会 浏览次数：4933次

     古来圣贤皆寂寞。

     在大师的光环中，想做一粒卑微的尘埃，如果真能为世间折射其一丝光，将是多大的幸运。 

     有的书，读完不一定理解书中精义，但是能有一两句话让你一直记着，也是作为读者的幸运。《刑法的启蒙》里，陈兴良老师在代跋写到“深刻的片面突破平庸的全面，因而在旧的全面面前，它是叛逆，是反动。但正是这种片面所引起的深刻，瓦解了人类的思维定势，促进了思想的成长。”学识鄙陋，悟性也差，但是对“大师”存在一种近乎盲目的崇拜，偏激的褒扬，我自诩这是一种应有的“片面”。

     在写《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》一书读后感之前，我想效仿钱穆先生写国史大纲前的一段话——凡读此文，请先具下诸信念:

     当信任任何一国民，尤其是自称知识水平在水平线以上的国民，都相信，一国在一时代必有大师。

     二是所谓相信本国必存大师者，必不苛求大师人格的完美。

     三是不苛求人格完美者必对其专业成就抱有一种温情与敬意。

     陈寅恪，在历史洪流中独乘一叶扁舟，欣赏过风景，也经历过风浪，偏安一隅，最终以著作埋骨。 

     1948年的北平，以他天朝的气度 ，无声目睹着一场改朝换代的时局嬗变。12月，清华大学正式停课。国民党在前方战场节节败退，蒋介石有眼光的进行了抢运文物和抢运学人计划。

     陈寅恪作为国民党抢运学人的第一批人来到南京。只是胡适的风头让陈寅恪的到来显得十分平淡。很快，胡适便慷慨出任“总统资政”，但书生纵有安邦志，怎奈回天乏术，胡适又奔赴美国。此时的陈寅恪，好友吴宓（吴宓教授的坎坷经历也是令人唏嘘）推荐他到中山大学任教，他从南京辗转经过上海到达广州，并与陈序经取得联系。当时一大批北国的名流学者陆续到达岭南大学任教，这里有陈熟悉的王力和姜立夫，陈寅恪甚至把这里作为他人生漂泊的最后一站，开始了他最后的二十年。

     陈序经，在受聘岭南大学前，时南开大学的教务长兼任经济研究所所长，是张伯苓的左右手。当时陈受岭南大学的邀请后，张伯苓勉强答应借两年，但是陈序经这一去就是十六年，为岭南大学奉献了他对教育的十二分热情。

在南下前，陈序经先去北平香港走一圈诚聘愿意南下的教授去岭南大学任教。这为半年后北平一批高级知识分子南下任教埋下伏笔，也成为改变陈寅恪后半生的重要一笔。

     就性格而言，陈寅恪孤清、倔傲。陈序经谦和优容。陈寅恪大陈序经13岁，经历了本世纪之初的社会裂变，与陈序经是两代人。最能沟通“二陈”精神世界的，恐怕莫过于灵魂深处的“自由之思想，独立之精神”的意识。陈序经“知人知心，优容雅量”的管理方针，让岭南大学名声大噪，聚集了各个领域的顶尖人才，也让陈寅恪度过了他人生难得一段平静美好的岁月。

     陈寅恪一生学贯中西，能运用十数种语言文字从事文史研究，这种学识与眼界，表明陈在二十世纪中叶已经站在旁人难以企及的学术境界。同时，作为抢运学人计划里有资格作为第一批被抢的学者，也足以活说明其在当时的影响力。南土的温情，仿佛给陈寅恪的生命之船寻到了一个恬适的港湾。1949-1952年，陈寅恪先后发表了十三篇论文，完成及刊行的文字达13万，文思泉涌，见解精妙，笔力尤勤，论史以疏通古今之慨。在这期间，两位特别的女性—冼玉清和黄萱，成为陈寅恪的助手，助力陈开始晚年最重要的两部著作《论再生缘》和《柳如是别传》，完成了他晚年人生的第一次勃发 。1953年，中共决定成立历史研究委员会，郭沫若、范文澜、胡绳、翦伯赞等人组成，委员会决定成立中古史研究所，并邀请陈寅恪作为所长，并派陈寅恪的学生汪笺带着郭沫若和李四光的两封信作为说客南下。

     陈寅恪即作回复，提出两个条件：

     一是允许中古史研究不尊奉马列主义，并行不学习政治；

     二是请毛公或刘公给以允许证明，以作挡箭牌。

     全国宣传会议强调“用马列主义的观念和方法教育全国人民，而不是其他任何观点与方法”。陈寅恪这两条条件无疑是在“为学术争自由”。1953年，郭沫若再向陈书信，但是大局已定，陈推进了陈垣为所长。从此，北京再没有劝陈回京。

     1966年，一场全国性的文化革命爆发，这场革命的爆发在1956-1966年这十年学者政治运动中，不断积累着破坏性力量。覆巢之下无完卵，即使是一门心思做学术，在清华大学就已经养成不过问政治、不参加运动习惯的陈寅恪，也被拉入这场直捣黄龙的运动中。1957年11月，中山大学的整风运动由“反右”阶段转入以整改为主的新阶段，并开始触及陈寅恪等高级知识分子。1957年末，中国向全世界公布，中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超额完成，“大跃进”的口号第一次出现。1958年初，双反的运动在中山大学高潮迭起，大字报如雪花般遍布校园。1958年，在郭沫若写出“陈寅恪办得到的，我们掌握了马列主义的人为什么还办不到”时，陈就无法避免一场他一直躲避的战场。那个年代，有写大字报揭发自己老师的跟风者，也有敢为学人发声的风骨之人，有被运动摧残的开刀者，也有追随着党的脚步的新世纪的研究人。时年68岁的陈寅恪，年老多病，双目失明，深居简出，这些特点都令“僵尸”“花岗岩脑袋”等等政治术语更加形象化。有人面对批判做真诚的检讨，有人反戈一击，有人不得不违心表示要脱胎换骨，有人历经批判生命之火即将熄灭。

     木心先生说“诚知世事皆可原谅”，那个时代要怎么原谅。倘若那时候的陈寅恪是在政治中心北京，不知道会是什么结果。后来有郭沫若的会面、陈毅的关怀、好友吴宓的温暖、胡乔木的理解、陶铸的保护，甚至康生没有完成的探望，都让陈寅恪与现实多了一缕联系，也让他多了一段静心研究的岁月。

     1962年，陈寅恪摔伤，4年的膑足，也给陈寅恪带来了难得的平静生活。《钱柳因缘诗释证稿》、《寒柳堂记梦》及《柳如是别传》和几部论文的争取发表，都在这期间。文化大革命期间，探望陈寅恪需要向历史系的掌权者提出申请。从1966年起，陈寅恪一次次被迫做书面检查交代。1969年初，被迫搬出住了16年的家。陈寅恪没有死于精神的崩溃，但是已经不堪生理的折磨，搬家更是加速了陈的死亡。1969年10月，陈寅恪拖着病体去世。那个时代，大师的去世显得分外的平淡与平常，相对于精神上的折磨与肉体上的苦痛对于他们来说，这何尝不是一种解脱。

     1995年，《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》让陈寅恪一时成为焦点人物，那些书中的轶事趣闻纷纷成为大家谈资。书的封面，是陈寅恪拄杖的照片，面容淡泊慈祥。1945年，陈因视网膜脱落而双眼失明，双目无神却更显从容，祖父陈宝箴、父亲陈三立的气节在他身上落下了家族的气质。“夫士族之特点，即在其门风优美，不同于凡庶，而优美之门风实基于学业之因袭。故士族家世相传之学业及当时之政治社会有极重要之影响”。

     后知后觉，目前说起来“陈寅恪”，很多人并不知道那是谁。曾经热极一时的“陈寅恪热”，也慢慢降到常温。1890年出生的陈寅恪，也是生活在大师云集的时代。反而是为王国维先生写的《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》中，那一句“惟此独立之精神，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，与天壤而同久，共三光而永光”为更多人熟识。

清华大学的“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”之一的岁月是他最美好的岁月，著名的“四不讲”，让博古通今见解精妙的陈寅恪成为“教授的教授”。

     看了《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》，给我们更深刻的感受是他的学人风骨，顽固不化追求学术上“自由之思想，独立之精神”，遗世独立，刚正不阿，不问政治，潜心学术。

    他的《艳诗及悼亡诗》有“每当社会风气递嬗变革之际，士之浮沉即大受影响。其巧者奸者往往能投机取巧，致身通显。其拙者贤者，则往往固守气节，沉沦不遇”一说，是论诗更是他对当时社会现象的感慨。

     放眼时代，在一个知识被踩在脚下的时代，价值的取向无疑是以政治为标准的。陈寅恪渴望成为一个纯粹的学人那一类知识分子，但是中国社会是否需要或者能否容下这一类纯粹的学人？

     悠悠青史，谁知我心？ 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范小兰